
我曾在金秋,游览过额济纳最美的胡杨。那一树黄叶,在沙漠的烈日下,仿佛是谁将金箔一片片镶嵌在蓝天织就的天鹅绒上,光芒万丈。
再去额济纳,我遇见了漫天黄沙。
师傅带着我穿行在“沙雨”中接发列车,狂风裹着沙粒抽打在我脸上,生疼。师傅一手拿稳信号灯,另一只手拎着“列尾”,回头冲我喊:“拽住我衣服!”我磕磕绊绊跟紧他,猫着腰往前走。风沙迷了眼,脚下走一步陷一步,那一刻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“寸步难行”。
额济纳站,是临哈铁路阿拉善盟唯一的客运站。在被沙海包围的这片绿洲里,灿烂的胡杨是名片,吸引着中外慕名而来的旅客。
当我从游客变身为铁路人,望着沙尘暴中挺立的胡杨,我想起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,想起“敦煌的女儿”樊锦诗和她的战友们,一群同样在风沙里守了一辈子的敦煌人。
古人说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,道尽了西域的荒凉。但阳关之外的莫高窟,壁画穿越千年风霜依然光彩照人,正是因为有了樊锦诗们这样的守护者。她在自述中记录了一代代敦煌人为了保护、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,建设“数字敦煌”,倾尽一生,甚至献出生命的坚守。敦煌壁画的每一笔华彩,背后都是一份坚守,都是一株株“人形胡杨”的生命史诗。
胡杨在沙海中盛放,“生而千年不死”;在寒冬中伸出虬枝铁干直指苍穹,展现出“死而千年不倒”的生命倔强;即便是在荒漠无人区干渴而死的胡杨,也会“倒而千年不朽”,见证岁月沧桑。
我们守在临哈铁路。在这条穿越沙漠的钢铁动脉上接发列车、维修线路、治沙护路。十几年如一日,重复着同样的工作:守着列车来了又走,铲沙子、编网格,编网格、铲沙子……
远远望去,我们像在戈壁上耕作的农夫。不同的是,肥沃的土地上耕种,秋天总能看见收成;而我们的劳动成果,一场大风就被刮得无影无踪。然后,我们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,再一次用尽全力,重新来过。明知徒劳,却从不放弃,这也许就是沙漠铁路人最朴素的英雄主义。
我们从青春劳作到白发。夏天钢轨烫手,冬天寒风刺骨。一年四季的沙子打在脸上,不再顺着汗水淌下,而是牢牢嵌进了我们的皱纹里。
十几年了。我们在茫茫戈壁上,硬生生开辟出一条路,撑开了天与地。让海洋潮湿的风吹进来,让千年勒勒车上的牧民走出去。铁路,就像沙漠里终于站立起来的盘古,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。
这与一生守在壁画前的敦煌人,又有什么分别?我们都是扎根荒漠的胡杨。
樊锦诗先生说:“我心归处是敦煌。”我们铁路人的心归之处,就是线路安全畅通,就是一列列载着希望驶向远方的列车。
敦煌人让千年壁画重现光彩,在风沙中重现文明;我们让钢铁巨龙穿越荒漠,在风沙中联通世界。
合上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的书页,我与那些未曾谋面的守护者完成了一次倾心交谈。年轻的樊锦诗们从繁华的大都市走向被风沙掩埋的敦煌洞窟,他们一生追求的答案,就写在每一株胡杨的枝干上,也写在我们每一个铁路人的坚守里。
额济纳的春天永远风沙弥漫。但在料峭的春风里,胡杨的身体已经开始柔软起来,向阳的枝条萌发出细小的淡绿色芽点。很快,嫩绿的叶子就要像风铃一样挂满枝头了。
胡杨,正在苏醒。(文/王瑞雪)
来源:中国日报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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